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但如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原告刘美芳因与被告常州凯瑞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公司）、第三人洪强、洪安刚发生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向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刘美芳诉称：2017年11月20日，被告凯瑞公司的股东洪强和洪安刚召开股东会议，以原告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未偿还为由，决议解除原告在凯瑞公司的股东资格，在作出决议之后未告知原告，直到2017年12月21日（即原告与被告知情权诉讼开庭前一天）。凯瑞公司以该决议已解除原告股东资格为由进行答辩，原告由此得知该股东会决议内容。该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首先，凯瑞公司设立时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股东已于2009年7月7日实际缴纳了公司注册资金51万元，并由常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2015年2月6日，凯瑞公司增资至300万元并修正公司章程，增资后原告实际出资135万元，现已缴足。

凯瑞公司章程实际规定的认缴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原告也不存在属于法律规定的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形。其次，凯瑞公司认为原告抽逃全部注册资本、侵占公司财产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凯瑞公司虽已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将原告起诉至法院，但至今未有生效判决对凯瑞公司所称的所谓转移款项进行定性。原告在该案中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足以证明原告不是抽逃注册资本或侵占公司财产，而是凯瑞公司归还给原告个人的借款，凯瑞公司是知情和认可的，且已记录在账册。因此，从凯瑞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走并不必然意味着注册资金被抽逃或公司财产被侵占。

1确认凯瑞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凯瑞公司承担

被告凯瑞公司辩称：本案原告刘美芳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抽逃全部出资及侵占部分公司资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凯瑞公司的股东即本案第三人洪强、洪安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公司的正常运营，在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洪强、洪安刚辩称，同被告凯瑞公司答辩意见。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6年3月，刘美芳起诉洪强离婚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受理。刘美芳在2016年3月离婚案件起诉状中自称“2016年2月其将凯瑞公司的大部分账户资金转存在自己的账户中以保障资金安全”，凯瑞公司在2017年9月起诉要求刘美芳返还资金2951420.9元，其中包括刘美芳全部出资135万元，该起诉行为系凯瑞公司向刘美芳发出的催告，但刘美芳未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出资，故凯瑞公司向刘美芳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书，履行了通知义务，并按期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该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刘美芳要求确认决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于2018年3月7日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美芳的诉讼请求。

一、一审仅凭刘美芳的原代理人在（2016）苏0404民初1221号一案庭审中所作的陈述，未核查凯瑞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就认定刘美芳自认抽逃了全部出资135万元，并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驳回了刘美芳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1. 凯瑞公司聘请的常州金信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会计提供给刘美芳的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系凯瑞公司归还给刘美芳个人的借款，并已记录在公司账册。该款项的转移行为是凯瑞公司的行为而非刘美芳的个人行为，仅凭银行流水账不能反映款项的真实性质。

2.刘美芳的原代理人在（2016）苏0404民初1221号一室中的陈述并非刘美芳本人的意见，凯瑞公司账册记载更能反映本案事实。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责令凯瑞公司提供其自2009年7月10日成立以来至今的全部会计账簿及原始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

二、一审认定事实不全面。

三、凯瑞公司的财务账分为五个部分：

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刘美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退一步讲，即便目前公司的三位股东第二期增资部分尚未到期，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刘美芳亦应在该出资期限内出资，即2018年12月30日后公司将继续对刘美芳进行催缴。如果刘美芳认为其仍具有股东身份，就应承担缴款义务。

一审第三人洪强、洪安刚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凯瑞公司上述意见

被上诉人凯瑞公司2015年2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凯瑞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万元，一审第三人洪强与上诉人刘美芳分别出资22.95万元，一审第三人洪安刚出资5.1万元，但均未实际出资。2015年2月凯瑞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0万元，洪强与刘美芳各增资112.05万元洪安刚增资24.9万元，均应于2018年12月30日前增资到位。

一审第三人洪强、洪安刚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凯瑞公司上述意见

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法院认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作出和内容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属无效。一方面，结合除名权的法理基础和功能分析，公司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契约结合体，因此股东之间的关系自当受该契约的约束。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股东始终应恪守出资义务的全面实际履行，否则构成对其他守约股东合理期待的破坏，进而构成对公司契约的违反。一旦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基于该违约行为已严重危害公司的经营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背离了契约订立的目的和初度，故公司法赋予守约股东解除彼此间的合同，让违约股东退出公司的权利，这既体现了法律对违约方的惩罚和制裁，又彰显了守约方的救济和保护。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仅在守约方手中，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合同或股东资格）的权利。